在全球化盛行的过去几十年里，主流经济思想一直以自由市场和国际分工为核心理念。然而，近年来，经济与政治的边界日益模糊，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地理经济学”开始兴起，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将市场视为中立力量的神话，强调国家权力、地理位置和战略利益在经济政策中的主导作用。
经济逻辑让位于地缘政治逻辑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莲·邰蒂所指出，曾几何时，全球投资者普遍相信理性经济利益高于政治冲动，经济是推动政治演变的基础。而今天，这一共识已然崩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动的关税战、贸易壁垒与技术限制，无法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标准加以解释，却恰恰体现了地理经济学的逻辑：经济政策已沦为国家权力博弈的工具，政治游戏重回主导地位。
列宁曾提出“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表现”，意图揭示资本在政治领域中的核心驱动力。但当代现实却向这一命题提出了反证：如今政治的逻辑已经不再是对经济的表达，而是主动干预和重塑经济秩序本身。这种由上至下的干预不是经济力量的延伸，而是服务于民族主义、国家安全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工具。
地理经济学的崛起与霸权国家的政策工具箱
地理经济学不仅仅是对旧自由主义范式的批判，更是一种主动描述并建构现实的理论框架。在这种思维下，国家间的经济往来已不再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互利共赢，而是充满威胁、制裁、利益交换与军事联盟的复杂互动网络。
一份由世界银行支持的研究报告揭示了霸权国家如何通过恐吓、胁迫、经济援助和安全承诺来操控全球秩序。这种“强权经济学”将外交政策的手段化为经济制裁、出口限制、高关税和投资管控，掐断对手的增长动力。例如，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系列封锁政策，不仅伤害了中国产业链的完整性，也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制造了新的分裂与依附结构。
而这一切，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包装为“现实主义”的必要策略。在他们眼中，国际政治格局本身就是一种零和游戏，资源有限，必须通过国家意志进行优先配置。
自由贸易神话的终结与保护主义的回潮
自由贸易的理念曾在20世纪中期的“黄金时代”被广泛接受。战后美欧日经济的迅猛恢复，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得以实现：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周期，通过产业支持与社会保障维持稳定与增长。
然而，这一体系在1970年代被严重动摇。资本盈利率的持续下滑、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局面，最终使得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放松管制、财政紧缩、全球化被奉为新圣经，而凯恩斯主义被打入冷宫。
到了千禧年以后，这一自由放任体制的深层弊端逐渐显露。生产性投资萎缩，金融化泛滥，房地产泡沫与私人债务激增，终于在2008年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经济长期停滞与贫富差距扩大，重新激发了民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浪潮，国家干预再次成为政治共识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后的全球格局重构中，美国为了应对产业空心化、大国竞争和供应链安全，开始积极推行“再工业化”战略。无论是拜登的《通胀削减法案》、半导体法案，还是特朗普时代的关税壁垒与“美国优先”，都表明美国已不再坚持自由市场教义，而是走上了地理经济学的道路。
产业政策的新旧之争：从李嘉图到F&F
在此背景下，美国本土经济学者马克·法斯托（Marc Fasteau）与伊恩·弗莱彻（Ian Fletcher）提出了一整套“美国产业政策”的主张。他们批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过于理想化，忽略了资本流动、劳动力成本与政治主权对贸易公平性的影响。
他们认为，美国过去数十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削弱了制造业基础，丧失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而要恢复竞争力，必须实施三大核心政策支柱：
1. 重建关键国内产业：包括科技、能源、军工和医疗。
2. 实行选择性保护主义：通过关税、反倾销措施、出口管制等手段限制外国竞争。
3. 调整美元汇率：人为压低美元，提升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直至消除贸易逆差。
这些措施本质上是对全球化秩序的反攻，试图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重构来恢复失落的经济主权。尽管这一政策组合在逻辑上可能自洽，但它仍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投资意愿决定于利润预期，而不是政府激励。
政治干预与经济现实的结构性矛盾
正如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系统内部的盈利性下降，是导致投资意愿减弱和生产性衰退的根源。无论是减税、补贴还是出口优惠，如果不能有效提升资本的盈利预期，就无法真正刺激产业升级与再工业化。
F&F 设想中产业政策的成功，隐含着一种“战时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政府拥有集中资源、调配资金和控制资本流向的能力，类似冷战时期的美国。但问题是，当代西方政府的财政结构和资本约束，使其难以再度扮演那种“调动全国资源”的角色。
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仍旧面临着霸权国家设置的重重障碍。国际金融系统、货币体系、技术壁垒和市场准入机制，依旧牢牢掌控在全球北方的手中。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力量虽然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但其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结构性劣势依然显著。
一个正在转型的全球经济秩序
地理经济学的兴起并非一时之风，而是全球资本结构与国家力量重新组合的产物。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正被瓦解，未来的世界经济将更像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结构性重构游戏。
国际市场将越来越呈现出封闭化、分裂化和集团化的趋势。经济政策将与安全政策、高科技竞争、产业链重构等议题密切捆绑。经济不再是全球最小公倍数的竞赛，而是一个多极国家在有限地缘空间中争夺生存与增长空间的“硬博弈”。
在这个时代，自由贸易不再神圣，市场中性不再可信。从美国到中国，从欧洲到印度，经济政策的制定越来越需要理解权力、国家利益与结构性不平等的本质逻辑。
正如历史所展示的那样，每当一个旧的世界秩序崩塌之时，便是新思想、新实践、新结构崛起的起点。而地理经济学，或许正是这一转型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与现实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