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司法系统频繁介入特朗普施政，成为其政策推进道路上的一道“硬核门槛”。尤其是在关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的每一次尝试，都几乎逃不过司法复核的缠斗。这一现象，不仅揭示了行政与司法权力在美国宪政结构中的微妙平衡，也揭开了关税作为经济工具背后的法律博弈。
一、司法复核成政策障碍，特朗普关税频遭诉
自特朗普提出新一轮关税计划以来，已有超过十起诉讼围绕其合法性展开。发起司法复核的不仅有个人和企业，还有州政府联合提起集体诉讼。这些诉讼的共同点在于，都质疑总统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是否有权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单方面对特定国家或全产品范围加征关税。
例如，在Barnes v. United States案中，一名个人原告在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尽管在5月23日被驳回，但为日后类似案件提供了案例基础。企业方面，Emily Ley Paper Inc.与Learning Resources, Inc.分别在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特区提起联邦诉讼。最引人注目的是五家公司组成的联盟在国际贸易法院对特朗普直接开火，并在5月29日赢得阶段性胜诉，虽然随后被上诉暂停执行，但也为特朗普的政策设置了实质性阻碍。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加州与十二州联合提起的诉讼。加州单独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而其他十二个州则选择了国际贸易法院，挑战特朗普大规模征税的正当性。
二、法律策略与“管辖战”：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博弈
在美国法律体系中，“争夺管辖权”往往是司法对抗的第一场较量。以加州为例，其选择在本州联邦法院起诉，意图避开更易受联邦影响的国际贸易法院。而特朗普政府及司法部显然不愿“客场作战”，迅速申请将案件转至国际贸易法院。
这场法律角力导致案件进度严重错位。早于4月16日提起的加州案件（编号3:25-cv-03372），因管辖问题尚未裁定，而4月23日提起的十二州联合诉讼则已进入合并审理阶段。这种时间上的“逆转”，凸显了管辖权争夺在实务操作中的关键地位。
法官的政治倾向亦成为各方考虑的重要因素。例如，在麻省的“哈佛诉国土安全部案”中，奥巴马时期任命的法官Allison Burroughs迅速下达临时禁制令，暂停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执行。而在佛州的Emily案中，特朗普任命的法官Wetherell则顺水推舟，将案件转至国际贸易法院，从而回避对行政命令的实质性审查。
在国际贸易法院中，14位法官中有3位由特朗普提名，合议庭随机抽取3人组成审判小组。按照概率估算，抽到2名或以上特朗普任命法官的可能性约为9.34%；但只要抽中一名，其影响就可能左右审理倾向。而在五公司诉讼案中，确实抽到了特朗普任命的Reif法官，说明各州选择诉讼路径时的政治考量并非无的放矢。
三、高院与上诉法院：特朗普无法“控制”的司法高地？
不同于初审法院，高级法院的合议庭通常包括该院全体法官。以00066/00077号案的上诉为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除一名法官因病缺席外，其余11人全部参与审理。即便在第九巡回等由特朗普提名法官占据相当比例的法院中，多数派依旧倾向于以人数优势维系法治传统，使总统难以绝对掌控结果。
由此可见，在美国制度架构中，总统虽握有行政大权，但其权力边界始终受到立法与司法的牵制。尤其是在涉及对外经济政策、关税调整等敏感议题上，司法系统往往扮演“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
四、核心争议：总统是否有独断制定关税的权力？
三起案件的根本争议，均围绕“谁有权制定关税政策”。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节明确指出：征税权属于国会，而总统仅在特定法律授权下可行使此权力。为了应对现实需要，美国国会确实通过多个条款将部分征税权下放给总统，主要包括：
- 1974年贸易法第201条（Section 201）：允许对进口商品造成产业损害的行为采取行动；
- 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Section 301）：主要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
- 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Section 232）：针对国家安全风险。
特朗普在任期间大量动用这些条款启动贸易调查，但因程序繁琐、对象受限等问题，未能完全满足其“快速反击”诉求。因此，他试图绕开传统授权机制，转而启用极具争议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
IEEPA原用于制裁措施，如卡特冻结伊朗资产、特朗普制裁华为等。但IEEPA是否能作为对全球所有国家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却从未有明确先例，也未出现在法条的明文授权之中。IEEPA第1702条并未提及“关税”字样，而特朗普是该法实施近50年来首位用其征税的总统。
因此，原告方在三起案件中，分别从不同角度质疑特朗普的合法性：
- 五家公司诉讼指控：贸易赤字并非“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构建的“危机”毫无依据；
- 加州与十二州诉讼强调：IEEPA缺乏征税授权，不可滥用于规避国会审查；
- 企业个人诉讼则指出：关税伤害了正常经营，应属“行政滥权”之举。
五、结语：关税只是开始，司法对行政权的制衡或愈演愈烈
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这一系列诉讼的意义远超关税本身。它不仅关乎行政权边界的厘清，也关系到未来总统是否能动辄以“国家紧急状态”行使超宪法权力。
在分权与制衡的制度框架下，美国司法正逐步强化对行政机关行为的审核力度。特朗普的关税之争，或许只是美国宪政体系下一次更深层次权力博弈的前奏。
未来，无论是特朗普重返白宫，还是其他总统试图扩张权力边界，美国法院系统显然都不会轻易放行。司法对行政的钳制，将继续在这一宪政剧中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