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美元体系早已超越了货币范畴，演变为一种地缘政治与资本逻辑交织的全球机制。随着黄金锚的解除，美式全球化的架构运行于三大核心之上：
其一，美元成为唯一主导性货币，美国制造货币、输出需求；非美国家则吸纳货币、输出商品，形成巨大的全球贸易与资本双循环。
其二，美国金融制度的自由化、银行体系的全球扩张，以及纯信用货币的无限延展能力，使美元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如水银泻地，构建出一张以债权债务、存贷信用为基础的美元网络。
其三，美国不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全球秩序的设计者与执法者——“美元区”的管理者与主权外的“爹味主导者”。
体系的异化与失衡
这个体系本质上是对“美式需求赤字”与“非美产能过剩”的动态配平。一方面，美国不断扩张货币供应以满足非美世界对储备资产与定价货币的渴求；另一方面，非美世界则以高储蓄、高出口方式获得美元，推动自身发展。
柏林墙的倒塌与中国加入WTO，引发了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再平衡——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美元体系，压平了全球工资曲线，扁平化了菲利普斯曲线，进而打压了全球通胀。这种环境下，传统以刺激本地需求驱动经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失效，全球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三低死循环。
全球化赢家：跨国企业
真正获利的是能跨越国界的跨国企业部门。苹果是最佳样本：
- 全球市场分布收入
- 在最低工资国家布局生产
- 全球供应链切割与最优化
- 获得比主权国家更低的融资成本
- 利用避税天堂压低实际税率
- 将美元收入配置至全球资本市场
企业成为新型全球化的载体，而主权政府与居民则受制于国界与身份，无法享有同样的灵活性。
美式霸权的困境与特朗普的误判
当前，美国内部已意识到美元体系的结构性扭曲。拜登与耶伦曾试图以“供给侧改革”与“全球最低税”矫正全球化失衡。然而，特朗普另辟蹊径，用关税作为工具，以期迫使制造业回流、压低本国失业、修复双赤字。
但他忽视了服务贸易顺差背后的关键角色——那些将收入隐藏在卢森堡、荷兰、瑞士的美国企业。他打击贸易逆差，却放过了逆差制造者本身。
关税的真实含义：另类全球税制
特朗普的关税其实是“全球税制”的一种粗暴变体。若某些国家享受低税率、出口激增，美国企业会将出口路径“包装”为来自低税国，规避关税。这种“转口套利”与“FDI伪装”，类似科技巨头隐藏利润的行为。
但贸易战并非单边，美国关税引发非美国家的反制与区域内再平衡，而这只会消耗全球总需求——美国若退出“全球买家”角色，就需他国填补“消费空缺”。否则全球贸易链将失速。
被忽视的问题：谁来接替美国？
- 谁来替代美国提供全球总需求？
- 谁承担关税成本：美国消费者？企业？还是非美国家？
- 谁接手特里芬难题的角色，输出本币以承担全球增长？
- 谁能提供匹配储备与投资需求的资本市场？
- 若无人接手全球“货币与安全”双公共品，世界结算秩序将如何重构？
中国与欧洲顺差国开始尝试转向内需，但这种结构重构需要十年以上，绝非短期可解。
底层代价：全球化的碎片化
若美国坚持双顺差战略，贸易脱钩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就是资本账户的脱钩与美元融资的全球收缩。
这意味着：
- 美元信贷与债务的萎缩
- 储备货币地位动摇
- 全球资产配置向多币种或新锚转移（如黄金、比特币、AI时代货币）
- 美国资本市场从“超配”向“标配”甚至“减配”过渡
- 美债信用若被操作（如强制收费、纵容通胀），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将加速
下一步？“三率逐底”的终局
我们已经经历了：
- 利率底部：零利率/负利率
- 税率竞争：全球避税
- 汇率贬值：博取出口优势
特朗普的政策若继续推进，其最终也将推向汇率战的边缘。若美元汇率最终也武器化，美元体系将进入真正的解构期。
结语：美元体系的锚，早已松动
现代美元体系锚定的，是美国本土的通胀率，而非全球价值的真实交换。在一个货币的全球化、通胀的本地化的世界，这种锚制已不再合理。
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具历史意味的转折点。美元体系的失衡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制度性问题。主权、资本、劳动之间的三重错位，正在逐步推演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若特朗普继续执行“Miran计划”，全球将见证一次史无前例的美元秩序“自毁”。这一进程，或许会为世界留下新的可能性，也可能只是，给我们带来一片等待重建的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