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创造力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地位。无论是在教育改革中强调“素质教育”、商业管理中鼓吹“创新思维”，还是科技语境中对“颠覆性创意”的追捧，创造力都被视为驱动未来的核心动力。但“创造力”真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普世人类天赋吗？还是一个被历史塑造、文化建构、政治利用的意识形态产物？
历史学者塞缪尔·W·富兰克林（Samuel W. Franklin）在其著作《创造力崇拜：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兴起》（The Cult of Creativity: A Surprisingly Recent History）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观点：创造力并非一个自古以来便被人类重视的价值观。事实上，在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甚至在19世纪的教育系统中，“纪律”“勤奋”“顺从”才是核心美德。直到20世纪中叶，尤其是在冷战语境下，美国社会才系统地将“创造力”建构为一种现代价值，其诞生背景，根植于一场全球性的政治、心理与文化危机。
一、冷战焦虑与“创造力”政治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初，当苏联在太空竞赛中先于美国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一号”卫星后，美国国内陷入集体焦虑：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体制是否压制了个体潜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造力”作为一种反官僚主义、反机械化、反集体主义的价值被提了出来——它不仅象征着自由人的思维力量，更被包装为对抗苏联体制化教育的“美式优势”。
心理学家J.P. Guilford在这一时期发起了关于“发散性思维”的实验，力图证明创造力可以被识别、测量并训练。他推动将创造力从艺术天赋领域拉向大众教育，并为之后几十年的“创造力教育热”奠定基础。
同时，美国企业界也迅速抓住这一风口。广告公司、咨询机构、科技公司开始引入“头脑风暴”“破框思考”“灵感激发法”等方法论，将创造力工具化，服务于产品开发、品牌塑造与企业战略。创造力从此不再是一种精英才能，而成为所有人都应该具备的职场“软技能”。
二、消费资本主义与“创造力”的商品化
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型，创造力不仅被视为个体职业发展的资本，更被纳入市场机制。在广告业、电影、音乐、科技创业等领域，“创新”成了品牌溢价与市场竞争的核心标识。每一家初创公司都试图讲述一个“颠覆旧世界”的创意故事，每一个工作者都必须“独特、与众不同、具有创意”。
与此同时，创造力也成了自我表达与身份建构的文化标签。你不是在“工作”，你是在“创造”；你不是在“打工”，你是“创客”。这种话语体系将经济系统对劳动者的剥削转译为一种“个体实现”的路径，使创造力成为资本主义自我美化的工具。
富兰克林指出，这种创造力崇拜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掩盖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并将系统性问题个体化。当某人“缺乏创造力”时，责任不再是教育体制或社会资源配置的问题，而是他本人“不够有想象力”“不够灵感”“不够开放”。创造力被设定为一种道德评价体系，从而延续了对失败者的惩罚机制。
三、人工智能的挑战：创造力还是计算力？
进入21世纪，尤其是AI崛起以来，我们开始面临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如果人工智能也可以作曲、写诗、生成视觉艺术甚至代码解决方案，那么人类所自豪的“创造力”究竟还剩下什么？
ChatGPT、Midjourney、Sora等工具的爆炸式发展，让曾经被视为“无法被复制”的人类创造活动，突然之间显得可替代、可复制、可批量生产。这不仅对知识工作者构成了技术威胁，也迫使我们重新定义“创造力”的本质。
是创意的结果重要，还是过程中的情感、伦理与主观能动性更为关键？如果AI生成的图像美轮美奂，但不包含人类经验的痛苦与挣扎，那它是否仍然“有创造力”？这是一场尚未完成的文化辩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技术正逼迫我们放弃对“人类中心主义创造力”的浪漫化想象。
四、我们如何重新理解“创造力”？
富兰克林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提醒：创造力不应只被理解为产出某种“新奇事物”的能力，而应被重新锚定在伦理、公共性与社会责任之中。真正有价值的创造力，不是服务于消费主义快感或公司营收目标，而是有能力重新组织意义、回应社会不平等、构建更公正的未来秩序。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区分两种创造力：一种是被制度收编、用于提升绩效与效率的“资本化创造力”；另一种是尚未被驯服、具有颠覆性与解放潜能的“批判性创造力”。前者是当代主流教育、商业和媒体推崇的对象，后者则常常被边缘化、污名化甚至压制。
结语：
创造力并不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永恒价值，而是一种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产物。它的普及、工具化与神话化，既是现代社会对体制焦虑的产物，也反过来塑造了新一代个体的自我期待与社会评价体系。在AI时代即将全面重塑人类认知的当下，我们更需要保持警觉：创造力是否真的如它所声称的那样自由、进步与解放？还是，它也不过是一种被重新包装的意识形态？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更有创造力”，而在于：我们要用创造力去服务什么，去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