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虚拟货币的法律命运始终处于灰色地带，尤其当它成为刑事案件中的“涉案财产”时，更暴露出监管、执法与处置体系的不成熟与混乱。从早期的“办案即拍脑袋”、嫌疑人自处置，再到后来的第三方公司“接盘”与各地“摸着石头过河”，涉案虚拟币的处置实践一路跌跌撞撞、野蛮生长。直至近年来，尤其是在924新政与最高法课题调研推动下，涉案虚拟币的处置逐步走向制度化、合规化，试图构建一个跨司法、跨金融、跨境域的合法闭环。
本篇文章将带你系统回顾这一过程的演进逻辑，从PlusToken案引发全民关注的那一刻，到2024年全国司法系统迈出制度化探索的关键一步，涉案虚拟币的“前世今生”映照出一个加密世界与现实法律体系的持续碰撞史。
一、PlusToken案引爆舆论：加密传销巨案背后的资产处置疑云
2019年曝光、2020年判决的PlusToken案，是中国迄今为止影响最大、金额最高的加密传销案之一。刑事判决书显示，该平台共吸纳314,211个比特币、9,174,201个以太坊、110亿个狗狗币等八种主流虚拟资产，若按当时最低估值，已超千亿人民币，而按今日币价换算更是高达数百亿美元。
但引发币圈与法律圈更大关注的，并非传销犯罪本身，而是这些巨量加密资产的“后路”——在案文中披露：部分涉案币由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公司处置变现，所得款项用于退赃。
问题由此而生：第三方是否具备处置资质？处置过程是否透明？天量币种是否可能对市场造成“砸盘”冲击？其定价、去向和收益分配是否合规？PlusToken案成为涉案虚拟币处置进入公众视野的起点，也揭开了中国司法在加密资产治理领域长期缺乏统一规则的现实。
二、野蛮1.0阶段：嫌疑人自处置与第三方“抽成模式”
在PlusToken案之前，中国司法机关对涉案虚拟币的处置多由侦查人员“灵活操作”：有的让嫌疑人登录平台自卖，有的让家属代为转出，更有甚者由第三方公司全权代处，并承诺“保值变现”。
这一阶段也可称为第三方处置1.0版本。操作模式多为OTC（场外交易）撮合：第三方联系市场上的OTC商家，大额吃单，然后分散倒入市场。司法机关不直接介入定价，也不设资金监管机制，唯一的目标是“快变现”。
在这一过程中，第三方通常收取高达10%-15%的手续费。理由很简单：“币价波动大、出货难度高、兑换合规成本重。”事实上，这也滋生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一些第三方公司在与地方机关密切合作中攫取了巨额利润，也诱发了权钱交易、资产私吞、假转账等乱象。
虽然这一切在当时并不明显违法，但在法律与金融秩序尚未厘清之前，虚拟币资产处置成为灰色套利的热土。
三、禁令降临与“境外化”转型：2.0阶段的迷雾与创新
2021年“924通知”是拐点，它标志着监管态度从“限制机构”全面升级为“全面禁止”，个人、企业、平台均不能涉足任何虚拟币交易与服务。原本还能“打擦边球”的处置模式迅速陷入非法边缘。
由此诞生了处置2.0版本——“境外合规”成为新包装，“境内操作”则暗度陈仓。
新一代第三方公司在PPT中声称通过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合法加密管辖区完成币种处置，甚至附有“境外银行结汇单”以示清白。但现实中，大量交易依旧在境内通过对敲方式完成，结汇资金与真实虚拟币去向无法一一对应。
结汇单成为唯一“合规背书”，一些掌握特定通道的人反复操作，形成了“影子结汇”链条。由于交易透明度极低，一些公司表面“出币”，实则做账，甚至涉嫌洗钱。一时间，“处置业务”既成了技术活，也成了法律高危区，部分人士因此被异地公安立案调查，行业几近停摆。
四、转向制度建设：合规化3.0与香港“替身方案”的崛起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2023-2024年。一方面，地方政府对涉案虚拟币数量与市值的膨胀感到压力——无人处置，币价波动，退赃难度激增；另一方面，国家层面对规范司法资产管理的呼声日益升高。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涉案虚拟货币处置问题”列为年度重大司法课题，北京、重庆、深圳等地纷纷参与调研，尝试建立可复制、可追溯、可合规的标准机制。
在此背景下，处置3.0阶段逐步形成。其核心路径可总结为三步“合规闭环”：
1. 香港平台挂钩：借道香港持牌交易所进行资产处置；
2. 银行通道备案：处置所得汇入香港银行，由其报备国家外管局；
3. 财政账户入账：结汇入境后，由司法系统指定账户接收，并通过财政两条线支付合法服务费。
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均已尝试通过“香港路径”处置涉案币种，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中介桥梁成为标杆案例。该模式既缓解了合规压力，又让处置利润回归财政体系，部分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始主导这一流程，原有靠“资源”生存的第三方公司逐步被边缘化或转为合规供应商。
五、未来展望：合规制度建设亟需顶层设计与统一规范
尽管目前3.0阶段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司法机关间操作差异巨大、外汇回流流程复杂、第三方合作机制不清、服务费用缺乏透明定价等。
因此，笔者建议：
- 由省级司法机关作为唯一处置主体，设立专项账户，统一操作；
- 建立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协调机制，制定处置行为规范及信息公开制度；
- 与国家外汇管理局、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动，构建跨部门“绿色通道”；
- 鼓励大型国有银行主导处置流程，提高专业性与风控水平。
《人民法院报》近日刊文指出，可探索在央行、外管局监管下，由合格第三方在合法司法辖区变现虚拟币资产，遵循市场定价机制。此类政策信号预示，司法系统正向更加透明、高效、国家化的治理路径迈进。
结语：一个加密世界的现实回归
“从来没有一种事物像比特币一样，让法律如此纠结。”这句话道出了涉案虚拟币处置的时代困境。
它既是技术问题，更是法治命题。在国家治理日趋精细化、跨境监管体系日渐成型的背景下，涉案虚拟币不再是法律真空中的“烫手山芋”，而将成为检验司法现代化、财政规范化与金融合规化的试金石。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