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验不断扩展其职权范围，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贝森特在《华尔街日报》和《国际经济》发表文章指出，美联储正处于一场功能增益型货币政策的实验中，而这些实验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可能对经济和社会产生长远影响。正如实验室中脱离控制的实验品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引入的非常规政策工具在释放到现实世界中时，也带来了深刻的意外后果。
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几乎失效的情况下，美联储依赖大规模资产购买和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这种做法在金融市场上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同时也威胁到了美联储独立性这一美国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石。贝森特指出，美联储必须重新评估其政策工具和操作模式，将复杂且难以管理的功能增益型政策简化为可衡量、专注于核心任务的传统工具，以确保政策效果可控并维护央行独立性。
美联储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能力和灵活性，其流动性干预成功稳定了金融体系。历史经验表明，中央银行在危机中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行之有效的。受到这种成功经验的激励，美联储逐渐将非常规工具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即便是成熟的短期利率调整，其经济影响也常常不可预测，何况大规模资产购买等新工具的传导机制更加复杂，效果难以量化。量化宽松理论上通过降低长期利率、提升资产价格以及促进投资组合调整来刺激经济，但其实际效果远低于预期，且存在显著的副作用，包括市场扭曲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研究显示，美联储在量化宽松和非常规货币政策方面的预测多次偏离实际结果。比如，美联储在2009年对未来几年GDP增长的预测持续高估，而现实经济增速远低于预期，这暴露了其对经济模型的过度依赖和对政策效果的过度自信。即便是在拜登政府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期间，美联储对通胀的预测依然显得过于乐观，最终不得不采取远高于预期的紧缩措施来应对通胀压力。这种失误反映出，美联储过分信任模型与自身判断，而忽视市场信号和现实经济的反馈。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社会分配效应也极为显著。贝森特指出，美联储追求的“财富效应”在实践中主要惠及资产持有者，而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的直接好处有限。量化宽松和资产购买计划推高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这种政策偏向不仅改变了社会财富结构，还限制了年轻一代的住房和财富积累机会。美联储通过偏重资产所有者的政策，实际上助长了“投资者的社会主义，其他所有人的资本主义”的局面，加剧了社会分层和经济不平等。
美联储的干预还对政治和制度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扩展至财政本应主导的领域，如国债和企业债市场，美联储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边界，并在无形中鼓励政府依赖央行来掩盖财政政策失误。这种动态削弱了中央银行独立性，使其容易受到政治和制度压力的干扰，同时也削弱了金融市场作为风险预警机制的作用。
监管职责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美联储不仅监管银行，还对其贷款并设定盈利计算方法，形成了利益冲突。这种结构性问题促使美联储在政策制定中倾向维持低利率和高流动性，以免暴露监管失败，导致货币政策成为自利的工具而非经济稳定的手段。贝森特建议，应重新分工，将日常银行监管与宏观货币政策分开，让美联储专注于最后贷款人和货币政策职能，同时将微观监管交由拥有专业经验的机构，如FDIC和货币监理署，恢复机构问责和防火墙。
此外，美联储的政治中立性也面临威胁。储备银行董事的政治捐款趋势显示出明显偏向一方的倾向，而美联储与媒体的战略接触进一步削弱了外界对其中立性的信任。贝森特警告，如果中央银行失去独立性，其政策决策将难以保持客观与公正，长期来看可能损害经济稳定。
综上所述，贝森特呼吁美联储必须重新聚焦其核心使命，确保温和适度的长期利率和宏观经济稳定，严格限制对市场的扭曲性干预。非常规货币政策应仅在真正紧急情况下使用，并且在干预结束后迅速回归传统工具。同时，美联储需要开展一次全面、独立、无党派的内部审查，确保货币政策、监管、研究和沟通活动的透明度和责任制。这不仅关乎短期经济绩效，更关乎美联储长期独立性及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联储未来的政策选择，将直接影响美国社会的财富结构、政治制度和长期经济稳定，必须以谦逊、审慎和专业为前提。